1980年代中期，一位学者发表了一篇预言性的文章，他认为，权力经济是一种以权力为核心的反生产力经济模式。在这种模式下，权力能够转化为金钱，导致权力的膨胀，最终造成政治腐败、经济衰退以及文化扭曲。这一观点在党的十八大后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，中央政府重拳出击反腐，完全印证了这位学者几十年前的预见。这位学者就是曾在文革期间批判张春桥的复旦大学教授胡守钧。
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，胡守钧和他的小集团成为了上海民间的焦点，掀起了震动全国的巨大波澜。文革的风暴中，一些心怀不轨的阴谋家抓住时机，急于改变政权。原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、宣传部长张春桥便是其中之一。他与姚文元合作，依附江青，迅速晋升为中央文革副组长。张春桥和姚文元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后，他们开始策划通过煽动上海群众反对市委，企图篡夺上海的领导权。
1967年的“一月夺权风暴”揭开了全国范围内夺权的序幕，张春桥、姚文元成功夺取了上海市委的重要职位。复旦大学的学生们站在社会的风口浪尖，目睹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。那时，整个社会陷入了个人崇拜的疯狂，学生们的政治热情高涨，纷纷聚集在一起讨论时事。
展开剩余78%胡守钧，当时风华正茂，也在关注着这一切。他手里拿着张春桥的讲话传单，眉头紧锁，陷入了深思：张春桥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？为何他如此迫切想要取而代之，控制上海的权力？胡守钧回忆道：“在‘一月风暴’中，我并非一开始就看透张春桥的真面目，我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、反感到最终彻底抵制的过程。”
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刻思考，胡守钧组织学生们搜集张春桥的历史资料，揭开了张春桥的真实面貌，特别是他言行不一、虚伪的一面。胡守钧开始担心毛主席未能及时识破身边的奸佞之人，尤其是张春桥。1月23日，上海市区的街头突然出现了大量标语，声称“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当上海第一书记，姚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！”这些标语是张春桥通过政治手腕推动的，得到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支持。
胡守钧焦急不安，他对学生们说道：“如果张春桥得逞，上海将永无天日，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理！”他说完，像孙悟空一样，挥起手中的标语，坚定地喊道：“咱们就是孙悟空，敢把玉帝拉下马！”于是，胡守钧带领学生们开始行动，他们走上街头，贴出反对张春桥的标语，并署名“孙悟空”。这一行动迅速在上海引起了轰动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“倒张”运动，许多曾支持张春桥的人纷纷转而倒戈。
复旦大学成为了这场运动的核心，胡守钧带领学生们在学校召开誓师大会，他坚定地告诉大家：“张春桥是一个伪君子，他是毛主席身旁的恶魔！”胡守钧激动地举起手，“反对张春桥，你们怕不怕？”台下响起了排山倒海的呼声：“不怕！我们愿意为真理而献身！”胡守钧眼含泪花，拍着桌子说道：“让我们誓言，不打倒张春桥，誓不罢休！”
胡守钧的领导让这场运动形成了巨大的声势，但张春桥并没有坐以待毙。1月30日，张春桥紧急通过文革期间唯一的“中央文革特急电报”，联系了陈伯达、江青、康生等人，获得了镇压“孙悟空”运动的权力。张春桥和姚文元急忙命令王洪文带队前往复旦，展开军事镇压。王洪文亲自指挥，派出大批人马围困复旦大学，并将学生们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抓捕。
然而，尽管“孙悟空”运动最终被镇压，胡守钧等人被捕并遭受了极为严酷的迫害。1970年10月20日，上海江湾体育馆举行了一个40万人的声讨大会。胡守钧在短短8个月内被批斗超过200次，每天都要在毛主席像前请罪，稍有不顺就遭到拳打脚踢。他被迫看着各种针对自己的大字报，上面写着“枪毙”、“杀头”的字眼，胡守钧怒目而视，内心充满愤怒，却始终保持沉默。
这种酷刑持续了整整8年，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，胡守钧才得以恢复名誉。1978年，经过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重新审理，胡守钧被宣告无罪，并完全平反，终于回到了复旦大学。历经苦难后，他重新回到了充满阳光的校园。
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一页。今天，当中国迈向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时，每一个有良知和尊严的中国人都应该深刻反思那场民族浩劫，确保类似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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